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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模式探讨

来源:未知 发布者:admin 时间:2013-04-18 15:01 浏览:

       中国是现代化的后发型国家,自鸦片战争起,中国现代化经历100多年的曲折艰难的探索,其中,广东是中国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典型,在三大发展阶段都扮演重要角色,一是鸦片战争的主战场,二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三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实验区。特别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广东在推进现代化,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上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广东教育现代化实践模式为中国推进教育现代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经验。
 
一、广东教育现代化实践及战略重点
自明代以来,广东就作为中国主要对外口岸,特别是面洋通商及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以及数千万华侨的联系,使广东对世界更为了解和认同。这是广东在中国三大现代化进程中都成为策源地之一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由于对国际教育发展的了解,较早地接受了新教育观并成为推动教育改革的关键动力。
(一)解放思想,变革扩张满足教育需求
广东首开教育思想大解放先声。“文革”后,广东教育改革呼声开始出现,1978年初中国社科院于光远到广东讲学,提出对教育是上层建筑的质疑,激起广东教育界激烈争论,由此引发中国教育思想的大讨论,开中国教育思想解放之先河。这时期广东教育面对三大争论:一是学习西方发达国家教育经验与中国原有的社会主义教育的争论,二是推进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下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的争论,三是国家统一办学与分权办学以及办学权与管理权的争论,即教育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广东人以开放改革的心态和“发展”的视野来学习国际教育经验,以国际教育为镜,努力变革扩张教育。一方面大力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到位,聚集了大批优秀教师,另一方面积极改革单一的教育体制,创办职业中学,普及小学和大力推进成人教育,扩大教育规模,以满足民众的教育需要,教育发展成效显著。1983年珠江三角洲最早普及小学义务教育,1985年广东在全国率先普及小学义务教育。
(二)改革体制,掀起教育现代化运动
广东最早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在全国率先掀起教育现代化运动。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使民众口袋里开始有了钱,新发展也激励起民众强烈的办学热情。但是,国家统包教育的体制不准民众参与。为此,广东人以敢为天下先的气概,首开改革教育之先。一是从初期突破政策局限集资办学到创立分级办学体制,发展多元化办学体系,最早开始这项实验的是南海市教育局长招梓垣,在佛山教育局局长黄汉和大力支持下,他依据当时教育发展需要,积极推动三级办学、三级管理的新教育发展模式,积极推进新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管理体制,更重要的是通过下放办学权责,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和民众特别是港澳同胞的办学热潮,促进了教育大发展,并由此点燃全国性教育发展热潮。二是从国家统包的计划经济下的教育转向引进市场机制下的教育体制,广东教育日益开放。三是从大锅饭到聘任制的分配制度改革。教育上的“大锅饭”使学校人浮于事,时任东莞市副市长姚锦柏支持学校引进市场机制开展聘任制改革,大大激发了教职员工积极性,教育改革为广东教育繁荣提供了新动力。
80年代中期,以副省长王屏山牵头的珠江三角洲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揭开了广东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序幕;1992年由陈坚、颜泽贤、冯增俊、朱仲南等发起的“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研究”掀起了第二波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研究,引起全国性震动,掀起规模浩大的教育现代化运动;1999年省教育厅江海燕、刘达中两厅长主持国家项目“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研究”,掀起以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建设教育强镇、强区、强市的第三波教育现代化运动。2004年广东省依据教育部指示再制定教育现代化规划,其中深圳市南山区从2002年第一个通过省的“教育强区”验收评估,到2008年再次第一个通过省的教育现代化先进区验收评估,标志了广东教育现代化的新发展。广东教育现代化以其发动早,目标明确,推动力大而著称,影响国内外。
(三)推动创新,创建中国特色的广东新教育
90年代中期后,广东教育面临新的挑战,一是经济发展要求继续扩大教育规模,二是新形势要求全面提升教育层级和教育质量,三是要全面转变教育发展模式。对此,广东积极推行三大教育变革。第一,强化普及教育。首先是率先实现“双基”目标。普及小学教育后的1996年,就颁布《广东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施办法》,实施三大“普九”战略:一是1988年前以珠三角为“普九” 重点实验区并逐步向全省;二是1992年前从珠三角“普九”到实现东西两翼普及;三是1996年全省全面实现“普九”,与江苏同时率先实现了全国第一批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和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省。这10年间,广东为“普九”投入达443.2亿元,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全省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73%,15岁人口初等教育完成率98.07%,17岁人口初中完成率95.64%,城镇高中普及率达到85%以上。其次是全面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广东80年代中期就第一次在全国率先掀起中心城市办高校运动,90年代初又发动第二次高校扩招运动,1998年后按中央部署全面实施第三次高教扩招,创建五大大学城,使普通高校从1995的42所,发展到2008年的128所,在校生从1995年的151788人发展到2007年的1667 997人。广东每年增加教育投入近10个亿,重点扶持中山大学及一批重点院校专业。普及教育不仅转变以往那种阈于满足少数人读书需求的精英教育,极大地满足了广东民众的教育要求,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广东三次产业转型升级,从而成了广东GDP从1992年的1500亿增长到2001年逾万亿,到2005年逾20000万亿以至2007年达30606亿的酵母。[2] 第二,重视薄弱学校的改造,创建优质均衡教育体系。一是自90年代初广东实施改薄育优工程,一方面拨出巨款启动改造薄弱学校和等级学校评估体系,一方面实施教育强省计划,加速发展优质教育。二是全力推进素质教育,建立新的学校办学标准和规范,建立教育均衡发展体系。三是广东启动“一减两免”,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教育进行扶持。第三,建立多元化教育制度,建构终身教育体系。80年代初广东积极发展职业教育,90年代后广东先后启动多种教育制度性变革,使广东形成普通与职业教育互动、正规与飞正规教育互动、中专与专科且与本科院校合轨互动,全日制学习与非全日制学习一体,层次合理、结构科学的现代教育新体系。
 
二、广东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经验
(一)优先发展教育到教育引导广东发展
广东推进教育现代化的第一个重要经验是遵循中国作为后发型教育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实际,走了一条从满足民众教育需求到突出教育优先发展策略,再到以发展教育引导经济发展的战略设计。一是广东为教育投入巨资,把优先发展教育作为战略重点。为此仅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10年省财政就投入400多亿,近年广州大学城投入就达500多亿,而且民众大力支持,30年来仅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支持教育达50多亿元,李嘉诚办汕头大学就捐资近15亿元,曾宪梓、田家炳等人捐资办学也非常巨大,对广东教育有重要贡献。仅田家炳先生在家乡一次的善举奠基工程达十余项。二是积极扶持重点院校和重点学科,包括支持中山大学及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多种高科技学科发展,使之成为广东未来发展的高科技增长点。深圳南山区坚持教育强区战略,使南山一跃成为深圳乃至中国教育改革实验区,优质教育催生了南山高科技新区的勃兴。
(二)借鉴发展到创立现代教育模式
广东教育现代化走了一条从注重借鉴到寻求创立现代教育体系的历程,也使广东教育相应地从经济发展带动教育改革转向到自觉变革教育引导经济发展的历程。第一阶段,教育现代化的起动多数是在经济发展下通过借鉴国际经验而引发的,但现代经济发展必然要求教育要实现现代转型,转向为经济服务,否则经济就不能发展,这就为改革传统教育注入了有力的推动。广东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充分认识和把握到这种教育变革,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第二阶段,广东通过教育改革,积极地服务广东经济发展服务。广东经济发展特征赋予教育发展以鲜明的特点,而广东教育改革也给予广东经济以新的活力。第三阶段,广东开始转向自觉变革教育来推进经济发展,使经济发展模式从农业和工业经济为主向知识经济逐渐转型。这时广东开始从引进移植为主的传播性创新,转向原创性创新。广东发展证明,哪个地方重视教育变革,促进教育引导经济转型升级的时代转变,那这个地方就会呈现出无限生机。
广东教育发展模式的转变,深刻地反映了现代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即要推动教育从贵族的学术堡垒中走出来,走向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为经济发展服务。现代教育的每一次成功的改革,就是要使教育与经济结合得更紧一些,水平更高一些。在以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时代,教育发展方向以及作用经济的方式就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只有符合发展规律的教育才可能赋予经济和教育发展以广阔的未来。
 (三)创新特色的广东现代教育体系
第一,要积极推进教育功能的现代转型,即创建教育服务社会发展的新机制。广东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改革的核心内涵,就是推动教育为广东发展服务。这是广东教育改革开放下的的最大行动和重大成果。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文凭,但广东发展提出的教育问题却与重文凭的教育传统格格不入,它促使广东走了一条从追求文凭的数十万大军读刊授到村民人人秉灯夜读学技术,从千篇一律的普通高中到创建起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高中平分天下的多元化教育体系。创立了如江门市新会荷塘职业中学的“教富互动,产教结合,校企合一”模式、[3] 宝安职业技术学校“工学合一、校企互动模式”、惠州商业学校的“职业人格教育”模式、以及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样办学模式。这不仅仅是一所学校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展示了广东人对现代教育追求的新教育理念、新教育思维和对中国教育发展未来的图景生动设计。由此昭示着广东教育的现代转型,深化了教育服务社会发展的理念,对全国现代教育改革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
第二,在深化教育服务社会发展的理念基础上,赋予广东特色的教育内涵。广东教育现代化第一次使教育服务生产这个理念与广东社会发展实际发生如此重要的联系,并从中获得对教育的崭新理解,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了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内在含义,揭示了中国现代教育的本质特性就是促进中国生产力发展,服务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广东教育的“中国特色”的特色是在于从中国,从广东实际出发,推进教育更深入地服务这些区域的发展,创建符合广东实践的教育体系,为广东的发展而发展、而创新开拓,为广东发展把先进教育经验吸收进来,融入广东实际并进行新的创造,进行新的农、科、教统筹等新的教育模式塑造,也以此为基础催生出务实进取的“广派”教育特色。
 
三、广东教育现代化实践模式的时代意义
(一)探索中国特色的后发型教育现代化道路
广东教育现代化30年丰富实践,生动地演绎了中国作为后发型教育现代化的推进道路,走了一条从受外部强力推动和借助学习国际教育经验的后发型教育现代化,到创新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体系的历程。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之初,其时广东教育落后,体制单一僵化,主要在政府推动和借鉴国际教育经验下改革与发展教育,普及了小学阶段教育。第二阶段为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教育规模迅速扩张,出现了许多新的教育问题,照搬发达国家教育经验遇到严峻挑战。例如,美国通过大力发展社区学院来实现高教普及化,而中国民众只对重点大学扩招感兴趣,使得这些大学极限扩招而不堪重负。为此广东开始推动教育模式的现代转型。第三阶段为走向新世纪,广东在推进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中,形成以创新教育模式为主体的教育现代化运动。
从广东教育现代化实践中可以得到三个重要结论:第一,一个后发型国家和地区尽管最初教育发展是由经济发展带动的,但是经济要真正发展就必须发展教育;第二,对现代经济来说,仅仅发展教育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是要按时代的要求来改革教育,发展新时代教育,致力于为经济发展服务;(3)教育具有主导社会发展的功能,教育模式创新是国家发展模式创新的基础。所以,教育是什么?广东实践指明,教育是一个民族对未来的安排,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发动机,是衡量民族智慧的概念,是关系民族存亡的命题,是维系经济繁荣的事业。谁正确地发挥教育的作用,谁就能真正走向繁荣。所以,创新教育,就是创新广东,创新中国。
广东教育现代化实践指明,中国教育现代化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第一,在积极遵循现代教育发展规律中创建中国需要的教育体系。要在努力推进教育服务现代生产中,勇于破除传统教育观念,按中国社会发展实际设计教育发展,走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发展道路。第二,加强政府发展教育的力度,其中突出加强政府决策科学程序,提高对现代教育规律的认识,不仅要懂得现代教育而且还要懂得如何办好现代教育。第三,必须集全体民众的教育热情,全面提高民族的现代教育意识。这是保证教育现代化健康发展的必备基础。
(二)反衬出东方文化的世纪创新
广东实践表明,教育是文化的生命机制,文化作为时代的社会精神积淀,设计了民族教育的框架,而教育的发展则又制约和安排了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论证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很强的亲和关系,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并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很长与中国儒家伦理有着直接的内在关系,儒学与现代化是对立的。[4] 而儒学则是由中国传统教育孵化出来的。这种观点影响巨大,是西方对儒家伦理为特征的东方文化的基本判断。广东教育现代化实践表明,尽管日本、“亚洲四小龙”在当代快速发展,特别是广东乃至中国在儒家本土上崛起,表明亚太文化在特定生产水平上具有相应发展力,儒家伦理部分内涵也可以获得某种时代更新,甚至视为具有在一定程度上可被改造为弥补西方文化不足的独特文化优势。但是,在知识经济兴起的猛烈冲击下,东方文化传统国家经济迅速陷入了新的困境。连日本90年代都出现了战后罕见的持续10年的经济下滑,并最终引发的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风暴”,使战后亚太国家经济赖以高速发展的传统模式走到了历史尽头,顷刻间土崩瓦解。广东实践表明,儒家文化中倡导的爱国、和谐、社会责任心以及坚韧不拔、自强不息、修身己克等人格价值通过时代更新,仍然具有相应的价值,但是,作为整体以维护有闲阶层为已任的儒学思想体系已经严重过时,主张君臣、父子、夫妇等等级观和崇尚官本位的道德理想以及与物质利益的绝对割裂的思想集中反映了儒学的空疏陈腐性,并成为影响教育并通过教育深刻地阻碍东方文化传统国家实现创新的关键。广东实践也证明,民族文化体系的变革必须从教育上开始。新加坡曾经在80 年代大力倡导并开设《儒家伦理》课程,但在90年代初郑重宣布儒学已经过时,认为是一个不合时代的思想体系。[5] 广东教育现代化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思想冲撞和激烈对抗,以及在应试教育模式下出现的种种怪异的教育行为,都向我们敲起创新东方传统文化的警钟,不能把现代教育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的成果简单地安到中国的儒学文化上,由此导致盲目复古儒学而放弃变革求新。广东教育现代化实践有助于反思传统文化模式,对创新教育体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6]
(三)营造教育主导作用下的创新型教育模式
广东教育现代化实践有力地表明,教育具有主导社会发展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发展下,教育已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力。当中国人民取得革命政权后,人们立刻发现民族教育水平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因此,懂得现代教育从而变革传统教育,使法国追赶英国成为欧洲强国,也使德国第一次普法战争惨败后能在战败废墟上用了60多年赶上曾先进于100多年的英法,也使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凭籍五大教育创新在30年间赶上先进的欧洲,成为世界首富。广东崛起再证了教育具有重要主导作用,江门新会的荷塘职业中学使荷塘这个昔日最贫困的乡镇一跃成为最富庶的镇之一;深圳南山优质教育使其成为高科技园区,等等。因此,要发展现代经济,就必须优先发展教育,而发展教育首先就必须应时代要求改革教育,使教育与本地的生产发展要求相结合,坚持按经济发展要求办教育,通过创办高水平的新教育来实现引导新经济的发展,这是后发型地区经济起飞的关键,也是实现马克思所指出的:后进国家走一条独立自主发展,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必由之路。[7]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在《世界科学报告》中指出,“科学永远是财富之源。今天,富国与穷国间的差距就在于掌握知识上的差距。如果没有科学的转让,就无法获得持久的发展”。据专家预测,未来工业增长的70-80%、未来农业增长的5/6都将依靠科技进步来实现。由于科技进步的作用,目前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20世纪初的19倍。广东教育经验再证了新经济增长理论,而这也才是解释广东之所以能实现经济指数快速发展的关键。
  正是在为广东地方发展服务中,使广东教育能发挥出主导性,走出后发外生型教育现代化模仿移植先进国家教育经验的局限,转向以创新发展为主,致力于推动一个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互进型教育发展模式”,即按广东发展要求,创建服务广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教育体系,使教育与社会达致良性互动发展。其中包含三大特性:一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发展为办教育的最高原则和最终目的;二是教育发展必须与本地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不盲目追攀外国指标;三是建立以竞争运作机制为主的多类型、多层次、结构合理的教育体系,使广东教育教育现代化的战略思路正逐步指向创建一个推进广东未来发展,发挥引导、促进、协调、沟通、增进合作的作用机制,一个科学发展的目标体系,一个推行政府主导统筹与市场竞争运作机制相结合的教育体制,一个引导社会参与教育,形成以政府为主的多渠道的教育投资体系。[8]
 
30年改革开放,30年创新发展,30年辉煌成就,使广东教育走出了独特的新道路,也面临着走向新发展的挑战和机遇。第一,广东已成为经济大省,全省生产总产值由2002年的13502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30606亿元,五年年均增长率14.5%,人均GDP从1978年235美元,到2007年近4000美元。从235到500美元,用了近10年;从500到1000美元,用了8年;从1000到2000美元,用了7年;从2000到3000美元,用了3年;从3000到4000美元,只用2年。这在世界各国的地方发展中是罕见的。因此,重新谋划教育新发展,促进教育模式创新,就成为广东走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发展模式的关键。[9] 这些都给广东教育提出更高更强的时代发展要求。第二,广东发展连续跃进促使经济不断高科技化,广东如何实现产业创新,率先建立起崭新的知识经济体系,形成新的发展优势,也赋予广东教育发展的新思维,为广东教育的全球化、国际化、现代化提出了重大的课题。第三,广东经济快速发展为广东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同时也将引发文化上、道德价值上、教育体制上乃至经济及政体上愈益深刻的裂变、冲突及震荡,从而带来历史性的嬗变。因此,广东未来教育的变革将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时代革命。对此,进一步推动新的包括从幼儿到全民职业教育培训在内的教育普及、真正的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发展民办教育以及改革高考制度等等,就关系到广东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奠基未来地位的大事。
 
参考文献:
1、张耀荣主编:《广东高等教育发展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何辛编著:《广东教育50年:1949年—1999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江海燕主编:《广东普通教育现代化(1990-2000)》,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陈坚、颜泽贤特约主编,冯增俊、朱仲南主编:《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3-2000年)。
5、黄家驹、颜泽贤、冯增俊主编:《改革大潮中的珠江三角洲教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
6、冯增俊主编:《中国教育现代化之路—“亚洲四小龙”、珠江三角洲教育经验的时代启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7、冯增俊、李忠俊主编:《教育创新与建构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第三届粤港澳台教育论坛》,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8、许金丹主编:《广东建设教育强省》,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9、冯增俊著:《走向新纪元的粤港澳台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0、钟明华、冯增俊等著:《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广东教育发展3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1、广东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广东省2007/2008学年教育事业统计简报》等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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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冯增俊  1952年--  男, 海南琼海人, 教育学博士,中山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 中山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比较教育、教育现代化、教育人类学等。
[2] 参见《南方日报》2002年7月15日。
[3]  陈金陵 主编:《创办现代化农村职中——新会市荷塘职中办学模式研究》(系《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之一),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5页。
[4] 参阅【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5]  参见《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2月9日。
[6] 钟明华、冯增俊等著:《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广东教育发展3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导论。
[7]参见冯增俊著:《教育创新与民族创新精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十章。
[8] 参阅冯增俊:“珠江三角洲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载《教育研究》1995年7期。
[9] 《2008年广东“两会”》,《广州日报》2008年18日A2。